江西奉新一份“再就业”花名册引发群众不满
　　
　　近日，正值基层一些地方清理财政“吃空饷”人员之际，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一些下岗职工向记者反映:为了解决干部的配偶、子女下岗再就业问题，奉新县委、县***违规操作，将这个县的30名科级干部的家属一次性安排到县直事业单位上班，并由县财政部门发放工资，引起群众普遍不满。
　　
　　30名干部亲属“再就业”

　　当地知情人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花名册。这份由奉新县委组织部、县劳动人事局制作的花名册，具体说明了这30名科级干部的职务、亲属原所在单位以及这次安排的工作去向。

　　记者在花名册上看到，上面写有科级干部的姓名、职务等，还有家属的姓名、下岗情况以及拟安置的事业单位名称。

　　记者注意到，奉新县委组织部、县劳动人事局在这份花名册上特意注明了一句话，并加盖了公章——“经县委、县***研究同意上述同志安排意见，请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按工资审批表发放工资。”这表明，这些干部的配偶、子女不仅进了事业单位上班，而且统统吃上了“财政饭”。

　　具体负责这项事宜的奉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爱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县委、县***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调动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二是充实社区管理队伍。

　　然而，在对这份花名册核对后记者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任乡镇(场)书记、镇长的只有6名，其他全都是县直机关等单位领导，而安排到社区去工作的也只有9名。
　　
　　县委县府集体“踩红线”

　　奉新县现有财政供养人员9700余人，去年全县财政收入1.8亿元，县乡发展因经济欠发达尚存在诸多困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科级干部的家属虽然吃上了“财政饭”，却属于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记者从花名册中随机抽取了几名干部家属的材料，而后到奉新县编办进行了查询，发现这几人都没有“上编”。记者随后又来到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凡属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发放的事业单位工资，必须是在编在岗人员。按照规定，编办先核编、人事局核工资，再由我们这里发出工资。没有上编的，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发工资。”这意味着，县里让这些干部家属吃“财政饭”是明显的违规做法。

　　奉新县一位县领导告诉记者，去年9月，县委、县***集体拍板，决定对全县30名科级干部的配偶、子女下岗再就业问题进行统一安排，让干部家属到县事业单位上班，人员不上编制，吃“财政饭”。这位县领导透露说:“这种做法在奉新是没有过的。”

　　记者询问:人员不上编制、又吃“财政饭”，那这些干部家属是不是变相成了财政供养人员呢？这位县领导说:“县里这么做是踩了‘红线’。编制是根‘高压线’，基层谁也不敢碰。我们不可能给这些干部家属上编，只好采取这种变通的办法。现在看来，县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按下葫芦起了瓢，在解决干部困难的时候，忽视了更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和利益诉求。”
　　
　　“政权”开口子？

　　记者就奉新县的做法采访了宜春市编办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认为，事业单位的不占编人员，应该由所在单位自己发工资解决，绝不能变相成为财政供养人员。人员不上编制，又吃“财政饭”，实质上是一种“隐性超编”行为。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基层在事业单位改革方面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没有统一的政策，加之事业单位类型多种多样，改革难度较大。宜春市最近准备出台一个政策，允许事业单位自主聘用人员，人员可以享受工资等同等待遇，但有关经费由所在单位自筹，人员不上编、财政不拨款，人员管理按有关聘用合同操作。

　　宜春市委政研室一位负责人说，机构改革之后，编制管理工作越来越规范。人员不上编制，又吃“财政饭”，是明显的违规做法，当地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群众普遍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地群众对县里的做法普遍不满。县日杂公司一位下岗女工说:“干部的家属就能一步登天，下岗后工作比原先还好。而公司很多像我这样的同事，连工作都找不到。大家对县里这种做法很气愤。”

　　县联合造纸厂一位下岗工人说:“下岗后我每天靠修自行车赚10来元钱，谁来管我们？县里这样做，对我们很不公平。”该厂另一位下岗工人直言:“国家政策并没有规定干部的家属下岗后，可以如此照顾。现在不是国家政策开了口子，而是基层‘政权’开了口子——县里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开方便之门，官官相护。”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安装26.3万余个摄像头，重点监控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幼儿园等5类单位，设立的摄像头不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

　　网易网友:强烈建议在领导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快到春节了全国各地到北京送礼的又快来了。建议在各级领导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那将拍摄到很多很精彩的镜头。然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让全国人民看看黑幕下的演出。
　　
　　继深圳对妓女游街示众后，郑州又出现对“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

　　凯迪网友:有人说过，对弱者的人权保护就是在保护自己。如果对这样的事情沉默，那么，将来站在公示台上的就是自己……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平等不是与我无关的概念。想想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默默承受着行政部门的非法侵害。让我们维护最基本的人权，让子孙能够生活得更好，如果必要，可以超越口头的声援。
　　
　　近日，《一篇被删改的中学语文课文完整版》的帖子披露了中学课文《口技》的原版文字。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删改版比原版少了33个字(含标点符号)，删除内容隐晦地涉及到男欢女爱之事，没有露骨的描写。

　　网易网友:啊，今天才知道学过的文章竟然是改过的。悲哀！
　　
　　由于担负大面积供热任务的新疆华电苇湖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烧用劣质煤导致热电锅炉“罢工”，12月3日起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及天山区区域共计400万平方米范围内上万户居民住宅及单位停暖。

　　新浪网友:采购煤的人没少吃回扣吧？！能造成大面积停暖的决不是小采购员吧？

　　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被灭门案专案组综合分析认为，此案比较复杂，一方面遇害者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符合报复仇杀的作案特征；一方面从现场情况看，房内十分凌乱，有翻箱倒柜迹象，又符合谋财害命的犯罪特征。据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曹辉心理素质超出常人，反侦查意识极强。
　　
　　自称死者家属的新浪网友:我想大家也看到新闻上所说的案件已经破了，但我作为一名死者的家属对于这样的回答是怎么也想不通的.这些疑点是我们怎么也没有办法接受的——

　　1.对于入室抢劫来说　当然是在人最少的时候实施作案，但凶手在作案前曾经确认家中有很多人后(主要确认文建刚是否在家)，随后携带凶器进入。

　　2.罪犯为什么要在文建刚回家后才行凶？罪犯回答他回来后钱多！一个从县城赶回来参加会议的县长会有多少钱？何况文建刚身材魁梧，难道凶手还要找一个强大的对手吗？

　　3.对于4岁的儿子，如果是抢劫的话，就算是他看到你了，需要再下楼去找把锤子将其杀死吗？孩子可以指证你吗？孩子的颅骨全部塌陷，也就是说敲了不止一下，头　已经完全变形，脑浆把孩子的棉毛衫全部浸透.这是人干的？

　　4.凶手行凶后只带走了一部电话和几千块钱，但是否真拿了钱这只有死者才知道.名表、首饰等很多方便带走又很容易出手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估计是他在行凶前曾经打过电话在拿走的手机上，带走手机是为了消灭证据。

　　5.对于凶手来说，自己拿了钱一说也有很多问题，可能是买凶杀人前，幕后的安排.带走一些钱财以扰乱警方的注意力，而不是真的为了钱吧。

　　6.周围的目击者称当晚是看见两人全身是血地骑着摩托车逃离的！

　　一开始我们是怀着对***的信任，不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案件的细节，以帮助案情的侦破.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想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是真的吧！***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结果，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可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希望敢言敢怒的朋友们可以还一个透明，谢谢。

　　网易网友:警方的解释自相矛盾:前面说曹辉心理素质超出常人，反侦查意识极强，后面又说“落网后，很快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表情却麻木而冷酷”，“从这起案件留下的痕迹证据看，应该不是专业杀手所为，如果是策划周密的报复杀人，一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线索”，既然曹辉反侦查意识极强为什么留下那么多线索让警察很快抓住？心里素质超出常人为什么很快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曹辉家人的描述，加上他作案后的反应，百姓有理由怀疑他可能是被别人收买后作的案，真正的凶手可能没有落网！

　　凯迪网友:先是对媒体说是什么手机定位，后来发现破绽了就改口说是通过摸排熟人得到嫌疑犯下落。一个杀六个，总要一个一个的杀吧？杀一个人的时候其他的人不会叫喊，不会反抗，不会报警？况且文建刚县长也是1.82米的大个子，一个打篮球的好手，总有一段时间的反抗吧？就算他被杀前不会大喊以便惊醒家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搏斗总会惊醒家人吧？

　　中国观察之吴向宏专栏
　　
　　前几天有报道说，有关专家提出要用新的国家形象标识，来取代惯用的“中国龙”。该专家指出，“龙”的西文对译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其形象往往让外国人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负面联想。对这个建议，我以为虽不无道理，却有多此一举之嫌。

　　说它不无道理，是因为中国的“龙”的确有霸气、暴戾的一面，它和西方的dragon除了一个喷水、一个吐火之外，个性是十分神似的。更重要的是，华夏民族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所谓“龙的传人”。据历史学家考证，黄河流域汉民族的最早图腾是熊。龙最初只是神话中的一种坐骑，大概从汉代以后才逐渐和世俗皇族联系起来。即便如此，“龙子龙孙”也向来是皇族的专利。你我普通中国人，倒退一百年，若敢自称“龙的传人”是要被杀头的。一言以蔽之，龙是皇权的象征，并非中华民族的象征。潜意识中，以龙为国家形象，怕是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皇权的遗留崇拜。

　　另一方面，说这个建议多此一举，乃因为就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言，“龙”并不真正有多大负面影响。如果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来自“龙”这个标识，改个标识就会万事大吉，那实在是对西方人智力的侮辱。别的不说，功夫明星李小龙当年拍了数部以“龙”为题的电影，如Enter　the　Dragon，在好莱坞可是引起了轰动，为华人世界营造了积极的正面形象。把中国国际形象中的负面成分推到“龙”的头上，不客气说，是自己不争气，却要埋怨祖宗。

　　如果真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老实说，更需要关注的不是“龙”这类古老文化符号，而是代表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属于现时代的那些符号标识。在这方面，无论国家、机构还是在个人的层次上，我以为，都有太多的东西在给中国造成负面的国际形象。两个已经广为人知的例子，一个就是奥运会吉祥物的英文译名，一度被定为有歧义的Friendlies，最近被改成汉语拼音Fuwa——老实说，这个新名字还是不怎么样，怎么看都有日本味道。第二个例子就是所谓“龙芯”的英文品名，最早被定为Godson(神之子)，比福娃的英译更加不妥。中国人受无神论教育久了，对god(神、上帝)这样的词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随随便便拿来做商品品牌，却忘了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绝大多数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有神论。

　　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这类和标识有关的文化误解，可谓不可胜数。当然，文化误解是双方面的。比如有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国商人，办了一个商业咨询网站，就曾想用“八卦”作为站名，取其“预测未来”之意，却不知在当代汉语中，“八卦网站”通常就是娱乐明星琐事大全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和自以为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遍布中国各地大小城市的摩天大楼热、大广场热以及在***建筑物上加盖一个不伦不类、类似美国国会山的穹顶热。当中国的***官员在自豪地向国外商人介绍这些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却不知对方常常会疑惑地悄悄问:“他们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吗？”

　　无论文化标识还是地标性建筑物，都还只是国家形象的内容之一。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国家形象是由人们的言行来树立的。今年早些时候，我国发起过一场关于促进中国游客在海外文明言行的运动。但在我看来，需要改变海外言行方式的并不只是普通游客。比如说，每逢我国有重要代表团出访重要西方国家，我国驻当地机构必组织大批留学生和海外华人摇旗呐喊，夹道欢迎之。在中国有关官员眼里，这显然表明了我国民众上下一心，连海外游子也依然对国家一片赤诚。却不知这让西方人看来，首先会猜疑这些海外中国人和中国***的关系，其次更重要的，会促使他们产生中国***好做表面文章的印象。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总统访华，美国大使馆和商会也组织一大批在华美国人，在总统下榻的饭店前昼夜摇动星条旗，造势助威，那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国家领导人在海外遭遇抗议甚至被扔鸡蛋，才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的标志。假若中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实质改变，则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显然比用或者不用龙这个文化标识，要带来大得多、深刻得多的价值。

　　(作者系国际咨询公司顾问)

　　国有企业有可能从明年开始上缴红利，事隔12年之后，国企再次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公益责任，大多数人视之为国企身份回归的一个象征，并为之鼓掌欢呼。

　　但在鼓掌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国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一句废话。我们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企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国企除了国企的身份之外，还获得了上市公司的身份。对于国企而言，毫无疑问应该向国家分红并且用于全民福利，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他们最大的责任是以高收益的形式对股东负责。如果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个权力代表分得了上市公司的一大块利润，境内外的股东对此歧视性待遇是否会同意，是否会引发未预告风险的法律纠纷，恐怕结局难料。如果以股民人数少为由就漠视他们的法律权益，那么，这是对法治精神的又一次践踏。

　　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目前大盘蓝筹股受到热捧，主要是投资者垂涎于蕴含在其中的垄断性溢价。如今这部分溢价被以红利的形式拿走，那么，所谓的大盘蓝筹很有可能成为大盘黑筹，投资者的热情不再高涨，对亟需资金的央企是福是祸？

　　其次，红利的分配权归谁所有？应该明确的是，国资委不过是国家出资人的代表，也就是说，国资委代表全体国民向这些国企要求相应的报偿，然后用于全体出资人。国资委是全体国民的一个利益代理者，而不是利益所有者。不通过正当的程序，他们无权决定红利是投放于国企脱困工程，还是用于投资生利，抑或是用于教育。

　　但我们看到，似乎有些人士已经越界，事先安排定了红利的去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在头两年，这些红利应该用于完成企业的改革重组，其次，将投资于企业的弱势领域，比如研发领域(2006－12－6《东方早报》)。这是一种危险倾向，说明国资委并不认可自己的国民利益的代理人身份，而以为自己就能替国民利益做主。按照这一思路，红利既能用于国企脱困重组，当然也能用于投资增值，当然更能用于教育、医疗等全民福利领域。但这样的使用方法依据何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意大利等国分配国企红利均通过议会表决，同意国企红利的上缴额度与使用方式，以取得合法性依据。

　　第三，我们是否也有必要为红利的使用安排合法性依据呢？否则，我们将看到相关部门从国资的监管者、国有股份的出资人代表，直至成为红利的分配者，这样一条强化行政权力的路径将使国资委离监管者身份渐远，而离全能身份越来越近，既不符合行政改革的思路，也将会使所管理的企业重走行政化的老路。

　　在相关的报道中，对于征缴的依据与额度均语焉不详。出于企业保护自身利益的动机，在征收红利之后有很大的激励促使他们隐瞒利润，一直下降到国资委给定的薪酬与业绩考核标准的红线为止。如果这样的情况成为常态，请问有关监管者将如何加以抑制？是否用抓典型的方法杀一儆百，甚至直接向每家国企派驻特派员？那么，监管机构将有多大，成本将升至几何？

　　上述三个问题如同国企红利制度的三个大漏洞，如果不在事先填补严实，我们很难指望该制度不在执行时遭到扭曲。

　　毫无疑问，国企尤其是获得垄断利润的央企应该向国民支付红利，这不仅是由国有企业的国有身份决定，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减负”过程中，欠下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空帐，均有待填补。世界银行等机构也一再指出国企向全体国民分利的重要性。有数据显示，如果中国国企派息50％，中国***2004年的卫生和教育支出就可以增加85％；如果将这部分钱用于改善福利体系，也许会鼓励中国储户将资金投向股票等资产以及扩大消费。与此同时，也可以抑制国企居高不下的利润再投资热情，使宏观调控更快见效。

　　有比行政式分红制度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在上市央企中国有股居于控股地位，因此代理者大可以通过股东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拿到股东应得的收益。更进一步，通过国有股划拨给社保的办法，既可以解决国有股身份不明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国企红利经过种种中间途径后难以找到最终受益人的尴尬。

　　当社保基金以投资机构的身份进行市场运作，股东代理人之间的交替就不会对资本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上市公司的市场化公司治理不至于中途遭创，更能施惠于全体国民，符合国企是国民财产的原义。民众不至于在红利制度实施N多年之后，再次质问，究竟是谁，在享受国企的红利？

　　欢迎回应(电邮：shelun@188.com　博客：http://blog.oeeee.com/shelun)